倦于过载、怠于连接：技术抵抗潮意味着什么？

“抵抗”技术，似乎正在成为算法时代的一种反向潮流。

在豆瓣“反技术依赖”小组聚集了两万多名组员，他们尝试与各种“技术”对抗：生活购物类应用、短视频、社交媒体、资讯App，甚至是手机和互联网本身。卸载和强制戒断是最常见的手段，相比之下，“低配版”是更实用主义的选择，比如用网页版替代App，把智能手机替换成墨水屏或是老年机，等等。

类似行为在近些年并不少见，“数字极简主义者”“戒手机”这些豆瓣小组同样聚集了为数众多的、试图摆脱技术依赖的践行者。我们身边大概也有越来越多人关注屏幕使用时间，有意减少手机的使用。

可以说，对技术依赖的警惕以及妄图逃离的类似努力，已经成为当下的一种小趋势。问题在于，这波对技术的抵抗潮流，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它又带来了何种新的变化？跟随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共同探讨“反技术依赖”的深层逻辑与真正影响。

倦于过载，怠于连接

抵抗的另一面，其实是对技术陷入深深的依赖。

“反技术依赖”小组的不少人在入组宣言中写道：之所以要加入，是因为此前过于依赖技术——手机使用时长每天超过12小时，必须时刻跟人保持联系，一离开手机就无所适从；也有人自认是“线上社牛”，但切换到现实生活中就成了“社交废物”。

图片来源：豆瓣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当下语境谈论“技术”，它的概念已然不再是广播时代或电视时代那么清晰唯一。步入互联网时代，技术已经发展成为依托于互联网与算法，根植于社会关系网络与平台架构，以文字、图片、音视频为呈现形式的集合体。当我们在讨论技术的相关问题时，有时是在讨论作为集合体的技术，有时是针对某一具体的技术类型。

整体而言，在获得算法的加持后，移动互联网以一种更有影响力和不容拒绝的态势，将人类日常生活与生产实践卷入其中。算法是平台时代的产物，它加速了平台的连接效率，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信息进行匹配。这种连接是极为精准的，加上移动终端无处不可连接、无时不可连接的特性，使用者能够在算法推荐的信息洪流中不断消费、保持沉浸。

根据极光发布的《2021年Q4移动互联网行业数据研究报告》，移动网民平均每日使用app的时长达到5.1小时，与之对比，2018年的同期统计数字是4.4小时。[1]

过量的连接，剥夺了使用者本应投入到现实生活的时间与精力，导致对技术的倦怠。

互联网出现之前，大众的信息来源相对单一，信息量微小并且缓慢。但是在媒介大爆发之后，讯息一涌而来，一方面，通过各类型媒介的中介化作用，人们能够接触到异常丰富的外部世界，信息贫瘠的状态被彻底改变；但与此同时，个体也置身于更加纷繁复杂的境地之中。

对于信息的作用，《社交媒体简史：从莎草纸到互联网》作者汤姆·斯丹迪奇认为，人类之所以要交流社会信息，目的在于加强社会纽带的链接，进而扩大群体规模。在早期人类文明发展史中，信息的获取与交流是提升群体安全的手段。[2]但现状却是，经由算法传递而来的信息，已经远超我们的需要。许多信息跟我们的近身生活并无关联，但算法营造出一种跟我们有关的假象，并将之强塞到信息流中。

信息过载是最先出现的反应。它往往会引发选择困难，进而导致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和注意力的贫困。ID为“宇宙浪费指南”的用户在分享自己逃离技术的心路历程时提到，过度使用社交网络，导致他“注意力支离破碎、专注力被剥夺”“表达能力严重损伤”“大脑被垃圾信息填满”，这些负面效应，其实正是信息过载的后果。[3]

除了信息过载，当下的技术也带来过度连接问题。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曾提出著名的“邓巴数”，指的是基于智力/资源限制，每个人能够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规模是150人左右。但现状却是，社交媒体使我们连接了过多数量的其他个体，每个人都有远超过“150”这个数字的好友列表。

根据威廉·詹姆斯的看法，个体意识的相互隔绝，是人类生存的既定特征。我们需要与他人保持连接的同时，也需要私密性的独处来维护主体性。但过量的连接无疑带来了过度的社交压力。感知过载、信息过载、沟通过载以及社交过载是社交媒体最主要的四种过载类型，除了信息过载，其余三种都跟社交有关。[4]

图片来源：公众号提供

一方面，手机像“无限缰绳”一样，使我们必须随时在线，既能够连接到其他人，也能被其他人联系，随时随地被“召回”的状态意味着持续性的精神内在紧张。

另一方面，我们过多“遭遇”了他人的情感世界，往往容易导致情感麻木。此前，全媒派的一篇文章通过访谈发现，“麻木”是数字媒体促成的主要负面情绪之一：“好像明明身在局中，却又奇怪地感觉被移出局外；像有一个巨大又虚无的麻木感，我们像是被麻醉了。”[5]

韩秉哲在《倦怠社会》中说道：“一个匮乏的时代，人们专注于吸收和同化。而在过剩的时代，问题是如何排斥和拒绝。普遍的交流和信息过剩正在威胁全体人类的免疫机制。”[6]长期的信息过载和过度连接，导致了心理层面的倦怠。这或许是引发技术抵抗的最主要原因。

技术抵抗潮带来了什么？

“信息过载” 和“过度连接”，是技术带来的相对显著的问题，其它诸如极端、暴力、炫耀、谣言等信息的流行，同样加剧了使用者的精神消耗，引发了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此外，对于数据隐私保护的考量，也是不少使用者怀疑技术的出发点。

上述的这些问题，有的是由于技术本身特性导致的，有的是中介化平台的存在所致，也有的是商业化目的导致的。无论如何，正是因为当下人与技术的关系愈发密切，这些问题显得异常显眼，人与技术的对抗也更加直观并且迫切。

从前些年“逃离社交媒体”运动，到近些年“技术抵制”（Tech-lash）运动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批评；从国外监管机构纷纷推出技术规制法案，到国内对算法系统的持续审视与反思，都可以视为不同个体在技术时代为捍卫自身主体性而进行的努力。

这股抵抗潮流带来了许多改变。比如，面对算法带来的信息过载和茧房效应，国内不少年轻用户正在尝试“驯化算法”，以尝试夺回“主动权”：比如故意点击自己并不感兴趣的内容以混淆算法，使之推荐自己兴趣之外的多样化信息，或者干脆关闭App的算法推荐功能，尽量使用不带算法推荐的应用等等。

用户对算法的抵抗趋势反过来影响到科技行业。不少科技公司开始淡化算法推荐的功能比重，或是推出人工编辑的产品。2018年，Twitter在算法信息流之外，允许用户选择按时间顺序显示信息；2019年，Facebook开始为新闻版块招聘资深的人工编辑；在2021年底，又推出了一款名为Bulletin的采用编辑筛选的资讯App；同年，Instagram也宣布将重新开放按时间顺序的信息流选项。

面对新兴技术带来的依赖问题，还有不少用户通过回归旧的媒介形式来进行抵抗。比如，回归纸质书而非各类App来进行知识获取，尝试用长邮件而非即时通讯软件来与好友保持联系和沟通等等。从Newsletter这种媒介形式的再度流行也可以看出，对旧媒介的回归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代表了一种趋势。

Newsletter是相对古早的媒介形式，在上世纪80年代就颇为流行，近几年，主打Newsletter服务的Substack等产品又受到了国外用户的追捧。

Newsletter实际就是以电子邮件为纽带的内容获取方式，用户进行主动订阅，加入某位博主的邮件通讯组，当后者进行内容更新后，就会以邮件的方式推送到订阅者的邮箱。从信息获取的角度来看，Newsletter这种媒介形式的交流效率极低，甚至可以说有些“简陋”：不显示订阅数，不显示点赞数，也不能进行即时的评论和互动。但反过来看，这是一种更高效的信息交流方式：

受众主动性更强，可以主动订阅自己感兴趣的信息源，以此摆脱算法的被动喂养，减少无用信息获取；创作者和订阅者的关系更加直接、平等，每一位订阅者都可以通过邮件直接与创作者交流；而创作者直接“拥有”粉丝，内容可以直接发送给订阅者，而不用经过算法的筛选与屏蔽；同时，由于Newsletter的使用基本不依托于平台，也保证了隐私安全，避免广告泛滥。看起来是更“慢”了，实际上是更“快”了。

图片来源：Letter.wiki官网

刚上线不久的英文平台Letter.wiki也是例子之一。作为严肃评论平台，Letter.wiki网罗了大批一流的学者，它并没有采用传统的专栏制，而是要求每一位作者通过书信的形式沟通。平台上的每一篇内容，都以“Dear XXX”打头，以“Best wishes”结尾。由于不支持即时的评论和互动，每一位作者在回应之前都需要认真斟酌观点，仔细组织语言后进行回复，从而形成了更有意义的深度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