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世界，不同大流行”：发展中国家为新冠疫情付出沉重的代价（中）

神译局是36氪旗下编译团队，关注科技、商业、职场、生活等领域，重点介绍国外的新技术、新观点、新风向。

编者按：我们已经与新冠疫情共存近两年时间。当发达国家在推进疫苗接种计划并回归办公室时，欠发达国家却在面对疫情导致的极具破坏性的一系列后果。这篇文章来自编译，文中主要讨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场全球性公共医疗危机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更为沉重的代价。这是文章的中篇，主要讲述了疫情对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影响，以及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难题。

图片来源：landportal

新冠疫情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以西非国家为例

在西非，尤其是几内亚湾北岸国家加纳和科特迪瓦，故事的“主角”不是玫瑰，而是巧克力。可可树的种植与栽培对温度、湿度和土壤的要求非常高，大部分西非国家都是种植可可树的最佳之地。

这两个国家约占全球可可供应量的三分之二。可可是科特迪瓦出口量最大的商品。加纳出口黄金和石油的经济价值更高，但这对国家来说并不重要，因为这两种出口商品无法提供很多就业岗位，也无法产生较大的公共财政收入。据经济学家估计，加纳的劳动力人口中，直接或间接与可可有关的多达三分之一。

然而，受疫情影响，巧克力消费量也出现了下跌。当然，在疫情期间，我仍然在吃巧克力，可能你也在吃巧克力。但事实上，很多巧克力都是通过零售商店和自动售货机售出的。

人们购买巧克力主要是当作礼物（比如，机场销售的巧克力都是用缎带礼盒包装的），也存在冲动消费的情况。此外，在举办圣诞节、复活节、万圣节聚会活动时，人们也喜欢购买巧克力。而更重要的是，除了这些节日，人们一般很少购买巧克力。

在位于非洲西部内陆国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Ouagadougou）东北方向的城市济尼亚雷（Ziniare），一位小女孩正在接种疟疾疫苗。图片来源：Olympia de Maismont/AFP/Getty Images

在疫情暴发前，这两个国家都制定了宏伟的2020年计划。加纳和科特迪瓦都设有国家级机构，专门负责可可交易，并一致同意对可可出口征收一项新的附加费，具体费用为每吨400美元，以作为“生活收入差额（LID）”补贴，从而保障可可农的收入。

巧克力产业每年产值1300亿美元，对于数百万种植可可的西非农民来说，最终到他们手中的收入，只有其中几个百分点。这些农民的日子过得很艰苦。平均而言，每人耕种面积约3.5公顷（合52.5亩），同时还要养活至少六口之家。

此外，种植可可还是一份艰辛的工作。可可树很容易被太阳晒伤，可可豆生长在比橄榄球还小一点的豆荚里，需要几个月才能成熟。在这期间，可可豆还可能会遭受各种害虫和病原菌的侵染，如黑果病。在过去五年中，可可肿枝病直接毁坏了数十万公顷的可可树。

许多可可农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8年的一份报告，西非可可农平均一天的收入仅为0.50美元至1.25美元。事实上，现在的种植者往往是中年人，而他们的孩子知道这样的生活是多么的糟糕，所以基本上都会寻求其他的谋生方式。2019年，当政府宣布“生活收入差额”补贴项目时，种植者都提高了产量，以此希望获得更多收入。

但与之相反的是，他们发现自己并没有地方储存这些可可豆，因此陷入了困境。受新冠病毒影响，巧克力市场萎缩，西方买家要求暂缓发货。当地的中间商则趁机压低种植者的价格，以低于正常水平的收购价从种植者手中收购可可豆。

图片来源：kit

疫情影响下，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难题

花朵萎蔫，可可变质。在了解国际贸易体系未能很好地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这些故事后，再去阅读部分国家要求退出这一体系的新闻，你就觉得不足为奇了。

在此背景下，一些非洲学者和亚洲学者对已故伟大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倡导的“断离（déconnexion）”思想，又重新点燃了研究兴趣。阿明所提出的断离思想，主要倡导的是从只有发达和不发达这两个极端的不公正国际秩序中跳脱出来。

阿明是埃及经济学家，其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非洲西部国家塞内加尔度过。他主张 “民族化和大众化”的发展，并主张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或者朝着其提出的经济独立战略方向发展。

他认为，只有经济独立才能实现真正的政治独立。尽管他否认把自己的思想理解为“经济自立”，即实现完全自给自足的目标，但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应该符合国内发展的要求：这么看来，次经济自立就是最好的选择。

遗憾的是，几乎没有力量鼓励后殖民非洲国家政权去这么做。唯一的例外，就是塞古·杜尔（Sékou Touré）领导下的几内亚曾尝试过走这条路。事实上，全球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也是各国平等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在过去二十年里，已有30多个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

毋庸置疑的是，我儿时成长的国家加纳，在21世纪取得了巨大进步。2002年至2016年间，加纳的人均GDP增长了四倍。近年来，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大部分都是非洲国家。而许多与疫情有关的经济冲击都是短期的：鲜花和巧克力市场，以及木材和铝土矿市场都开始出现了反弹趋势。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发展中国家在疫情期间遇到的问题中得到启发。如果国家忽略市场实情或对内部矛盾置之不理，自主发展战略就行不通。加纳的可可难题就是这么一个实例。2020年2月，加纳总统纳纳·阿库福-阿多（Nana Akufo-Addo）访问瑞士时，宣布加纳不再依赖原材料出口。相反，加纳将目光放在可可加工和制造产业链上，如其国鸟茶色雕一般展翅翱翔。

几个世代之前，加纳领导人一心致力于发展钢铁工业，这就是他们眼中的现代化。而阿库福-阿多则把目光放在其他产业上。为什么加纳不能有像三角巧克力（Toblerone）那样设有温控装置、传送带和包装机的大型制造厂？诚然，加纳缺乏乳制品，糖业发展也微不足道，但可可豆的产量却相当丰富。

在南非经济、文化、旅游中心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当地一位志愿者正在引导两位群众前往临时搭建的医疗帐篷区。在那里，人们可以筛查新冠病毒、艾滋病病毒，以及肺结核。图片来源：Jérôme Delay

然而，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加纳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需求与利益的冲突。2021年2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经济学家、来自于加纳首都阿克拉（Accra）的可可分析师发表了一篇引人瞩目的文章，并在文中针对前述问题展开了详细阐述。

由于加纳央行需要增加美元外汇储备，加纳负责管理可可的国家机构必须向跨国公司出售这些商品。与此同时，加纳对国内巧克力和可可半成品征收了高达60%的消费税，以此控制当地生产与消费。对于将大部分生产商品用于出口的公司，还可以享受税收减免政策，这对希望在当地新兴市场发展技术和能力的公司而言，也是一种阻碍。这些法令带来的结果，皆与阿库福-阿多发展制造产业链的愿望背道而驰。如果加纳的可可政策也有吉祥物的话，那一定不会是茶色雕，而是双头骆马。

此外，加纳国内矛盾也不少。小农很难通过双重土地制度获得农场所有权（在加纳，许多土地由传统酋长控制，因此，土地改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难题）。西非可可产量在过去一个世纪也几乎没有增加。现在，有些项目开始在推广包括“智能灌溉”在内的可可种植方法，这些方法更复杂、更可持续，但起步却相对较晚。

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会遇到的难题。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主要围绕渔业、农业或采矿业的原料商品出口而发展。大多数商品在出口前只有最低限度的加工，因此“附加值”极低。你可以发现许多“贫穷背景”的企业，其中还存在许多非正规劳动力和低储蓄率引发的种种问题。

同时，气候危机更加让这些情况雪上加霜。农业生产率低，就需要开发更多土地来种植，而这需要砍伐大量森林，进而加剧气候变暖，导致农业生产率降低。事实上，不断变化的气候就相当于慢动作镜头下的新冠病毒，其代价往往都是由承受能力最低的人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