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世界，不同大流行”：发展中国家为新冠疫情付出沉重的代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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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们已经与新冠疫情共存近两年时间。当发达国家在推进疫苗接种计划并回归办公室时，欠发达国家却在面对疫情导致的极具破坏性的一系列后果。这篇文章来自编译，文中主要讨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场全球性公共医疗危机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更为沉重的代价。这是文章的下篇，主要讲述了疫情对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的影响，同时呼吁在面对全球公共危机时，不应该有“南北之分”，所有国家都应该联手合作、互帮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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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的影响

影子大流行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最持久影响，可能在学校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或者是经济学家所称的“人力资本”。学校关闭显然是各地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6亿学生的学校教育被迫中断。然而，非洲的停课时间比全球停课的平均时间更长。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非洲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低于20岁（南美洲为31岁）。世界银行研究员表示，低收入国家“在基础教育投资方面可能会经历三年以上的亏损”，这将给未来劳动力的收入带来相对程度的损失。

对许多家庭来说，问题不在于网络，而在于用电。2020年4月至8月，某个非政府国际组织在非洲各地进行了采访，发现许多儿童都没有接受任何教育。即便有学校通过网络开设课程，并且家长也有智能手机，但他们却可能没有足够的流量上网课。肯尼亚东北省城市加里萨（Garissa）的一名青少年告诉该组织，之前还可以通过电台广播上课，“但我没有收听过，因为我家没有收音机”那位青少年说。

研究人员称，停课期间，女学生所面临的压力尤为严重。她们面临童婚、早孕、家庭虐待和童工剥削的风险更高。出于这些原因，再加上女孩常常被要求抚养孩子和做家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研究员担心可能有1100万女孩将永远无法重返校园。这也是新冠病毒造成的另一种长久影响。

出于各种原因，性别不平等问题也令人担忧。据估计，女性每多上一年学，其工资就可以增加11.5%，比男性还多出几个百分点。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提出的那样：“在发展中国家，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很可能是女性教育”。

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她们生育的孩子就越少，对每个孩子的投资就越多；孩子也更健康，反过来教育水平也会更高。受教育女性的公民参与率也较高，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说，普及女性教育可以减少家庭中性别不平等的问题。

对男性和女性而言，这事关未来社会的自由和幸福。发展专家们表示，疫情期间的停课可能使7200万学生陷入“学习贫困”，而这影响的绝不仅仅只有经济方面，这还包括对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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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公共危机，不应该有“南北之分”

来自尼日利亚旧都、最大港口城市拉各斯（Lagos）的著名商业顾问桑亚德·奥科利（Sanyade Okoli）告诉我：“新冠病毒如一股浪潮，揭露了我们在卫生系统、教育系统、治理结构等方面的所有弱点。”

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有关数据了解这些弱点，而且还可以直接从当地的大街上了解这些弱点。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一家通讯公司的女职员向我提供了更详细的情况：“每天都会有十个人到我家门口乞求食物或工作。”

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估计，因新冠疫情而陷入极端贫困（衡量标准是收入每天低于1.9美元）的1.2亿人中，80%以上的人都来自中等收入国家，这部分国家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西非大部分国家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

这一点也不足为奇。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的人们极易受到全球经济紧缩的影响，他们既进口又出口，与全球化经济紧密相连。一段时间以来，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为他们创造了惊人的增长空间，但近两年里，他们就像是上错了自动扶梯一样，在向下运行的扶梯上逆向攀爬。

对此，解决方法只有继续保持错误的方向，不要下电梯。即使你想做的只是养花种树，但种子、肥料以及我们都知道的大环境都与他人密切有关。重建后疫情世界的方法不是退出国际主义，而是加强国际主义。

在肯尼亚城市埃尔达马勒温（Eldama Ravine）的大棚里，一位女工正在采摘玫瑰花。图片来源：Aldo Pavan/Getty Images

灾难是碎片化的。我们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看待并应对灾难。欧洲和北美的发达国家为了阻止疫情蔓延而封锁国门时，其政府为公民提供了针对性的救助服务。

美国的薪酬保护计划（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向陷入困境的企业发放贷款，如果满足某些条件，企业甚至都不需要再偿还贷款。在英国，政府也推出了重新振作贷款（Bounce Back Loans）等计划，以帮助企业以宽松的条件申请贷款。这些计划算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保险，虽然并不完美，但也卓有成效。

国际层面也需要推行类似方法。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获益匪浅。我们珍爱巧克力和玫瑰，更不用说组装手机所需要的铝、锂、钽、钇和钕等金属。在多方面，这是一项共同事业，一种合作体系，我们也可以从中获益。

然而，正如大家所知，这个过程中的财富分配并不平均，有获益多的一方，也有获益少的一方。如果发达国家的贸易伙伴对这种体系失去信心，他们可能会直接退出体系，并且损失惨重。这对发达国家来说亦是如此。

因此，有了共同责任感，这一体系才能得以继续推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出问题时，作为该体系的受益者，我们需要承担国际责任，做出如我们在国内采取的措施，帮助欠发达国家渡过难关。如果发达国家为控制疫情采取公共卫生应对措施，会导致地球上其他国家的人们陷入贫困，那这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风险转移至最弱势的群体身上时，全球一体化体系便岌岌可危。

新冠疫情时代，人们对国际责任的想法时常荒谬又狭隘，似乎以为给疫苗短缺的国家运输更多疫苗就够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需要更多如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这样的项目，但再多的疫苗都无法消除不平等所造成的道德与实践风险。

在发达国家，经济动荡可以给更多的人送去失业救济金。而在欠发达国家，经济动荡只会让更多的人走向坟墓。如果过去一代人为应对全球贫困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振奋人心，那么这也只能说明，这些成就只是昙花一现。

来自尼日利亚的商业顾问奥科利（Okoli）回忆说，在疫情初期，有经济能力的人会照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她幽默地补充道：“我们觉得，如果不帮助他们，我们也会跟着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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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唯一的出路就是公平对等、互帮互助

借用著名经济历史学家亚当·图泽（Adam Tooze）的话说，新冠大流行是“人类世上首次出现的真正全面危机”。在他看来，全球化极大地推动世界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发展，他称之为“千禧年愿景”，这一点不再是绝对定律。但问题在于，该用什么来取代全球化？

为了解决后疫情世界的全球不平等问题，我们需要实施更多帮扶弱势群体的措施。仅靠疫苗根本无法解决各国相互依赖的脆弱性和不平等问题。尽管如此，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人员也应该认真思考一系列问题：如果负债政府把钱用在刀刃上，那政府债务应该如何重组、免除或以其他方式减少；如何发展更加智慧、更加可持续的农业（以及其他形式的资源）；如何改善区域治理和国家治理；如何建立并维持既灵活又包容的全球性机构等等。

当然，还有如何让援助发挥出最大的积极作用。今年年初，在历史呼唤进步之际，英国宣布削减40亿美元对外援助，这是一种倒退。对国外援助的批评声音中，有一种非常体贴的观点：我们希望政府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海外捐赠者和贷款者负责。但正确的援助（包括过去一年半时间里世界银行集团为应对新冠疫情筹集融资和暂停偿债）不应该让人们对国家治理产生这种扭曲心理。人类能力的拓展从来都不是无底的金钱洞。

早在疫情暴发之前，我们就从气候问题中得知：一地出事，殃及多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将大流行病理解为一次突发性的医疗危机，而是会涉及到各方各面的综合危机。

全球最大的研究慈善机构维康信托基金会（Wellcome Trust）主席杰瑞米·法拉（Jeremy Farrar）在疫情初期说了一句广为人知的话，“摆脱疫情的唯一战略就是科学防疫。”但是，尽管科学防疫非常有必要，但这远远不够，毕竟，我们担心的并不仅仅是摆脱疫情，还有疫情反弹。对内团结一致的民族主义热潮令人向往，但我们仍需要抵制自给自足、固步自封的幻想。更确切地说，后疫情时代的我们，需要对共同义务有更深刻的认识。

对此，我联想到纳米比亚的恩戈希向我诉说依靠她谋生的人对她的影响。她说：“有时候，当你醒来时，你会觉得自己受够这一切。但一分钟后，你又会觉得，自己必须做些什么。如果我只是赖在床上，沉湎于痛苦之中，那大家明天能吃什么？”

他们靠她而活，她终究也需要靠他们而生。围绕这些相互关爱的小圈子，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更大的圈子。恢复能力不应该只是发达国家的专属能力。国际形势更公平、更安全，这要求我们尽可能广泛地掌握系统性风险的动态。而无责任而言的贸易，本身就是一种承担不起的风险，它就像巧克力那般诱人，又像鲜切花那般容易腐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