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明宏

编辑|李春晖

杏花零落清明雨，卷帘双燕来还去，又到了甄嬛认错人的时节。为了不错付，还真有必要把清明节和中元节拿来比个高下。虽然这两天不会有人给你发祝福短信，受疫情影响全国墓园也大半关门谢客，但论起正统，谁才是鬼开party的正日子呢？

首先，两者的爱心泛滥程度有很大差别。中元节是要给孤鬼施舍食物的，而清明节则是单纯的祭拜先人。把仙去的自家祖宗叫成鬼，属实有些见外。再说你眼里的鬼，说不定是别人坐时光机才能见到的亲人。

其次，清明节并不是鬼魂的法定假日，更多的是阳间的人给阴间的亲人烧纸“寄快递”。而中元节，俗传七月初十日鬼门关开了，各家之死鬼均放归各家。十五日城隍出驾，名曰赏孤，又闭鬼门关矣！当然各地的放假、收假日子颇有争议，总之是合法出入。

这样看，还是中元节阴气更重，而清明节则主张活人慎终追远的仪式感。但清明节也是能“遇鬼”的，孤魂野鬼本不受法定中元节限制。从《聊斋志异》等明清志怪小说来看，它们都形成了典型的“清明叙事模式”。男子扫墓踏青时，遇到美丽妖冶女子，发生一段风流却细思极恐的韵事，实不胜枚举。

《聊斋·阿宝》里，孙子楚第一次见到阿宝便是清明节游赏之时。《聊斋·青凤》写耿生清明上完坟，偶遇一条恶犬正追逐狐狸，救下狐狸意外发现对方是早就认识的青凤。《聊斋·于子游》讲秀才遇到言词甚雅的于子游，后来发现子游乃是清明过往拜墓的鱼妖。

清明遇鬼，不止是小说家的臆造。古代闺阁女子往往在清明、元宵等特殊节日方能外出游玩，男女之间即可不期而遇，方便“无事生非”。看来不管是“撞鬼”还是“艳遇”，都得先走出去！各位清明踏青，不可辜负良辰好景，总要遇一个吧？

清明的氛围，肃穆还是欢快？

传统节日的氛围，大多是浓烈且单一的。而清明节却是少有的，甚至可以说唯一的，具有两种“复合情绪”的节日。在扫墓祭奠的活动中，情感是肃穆悲伤的。而在踏青赏春等游玩活动里，又是快乐轻浮的。

听起来有些精分，但还得从清明节与寒食节的并轨融合说起。寒食节原在农历三月、清明节的前一两天。汉代的寒食节为清明节前三天，唐宋时期减为清明节前一天，式微之后逐渐被清明节所吞并。

传说晋文公曾把烧山逼介子推出山的这天，定为介子推祭日，因而禁火。但禁火之风俗在周代已是惯例，为怀念介子推而不玩火纯是附会。这种附会由于极具故事性，汉代以后广泛传播，并在寒食节的传承过程中影响越来越大。

因此寒食节的主要特点，一是禁火吃冷食，二是附带性纪念介子推。后来在第二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扫墓和游乐活动。从《唐会要》已经可以看出，百姓在寒食节扫墓并郊游的习俗已经引起了统治者的注意。先悲伤祭祖，后快乐游玩，实在不成体统！

于是，唐高宗李治龙朔二年，朝廷发布了一道诏令，禁止民间“临丧嫁娶”和“送葬之时，共为欢饮”，也禁止寒食节在扫墓后郊游。但是大好春光，在扫完墓后游玩一番是再顺带不过的事了。百余年后，到了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年，朝廷又颁布敕令“解封”。

至于为啥寒食节和清明节合并，其实是日子相近、活动相接造成的。寒食节要禁火、扫墓、郊游。两者只差一天，寒食节禁完火以后，到清明要用柳条、榆木乞取新火。这样清明与寒食就连起来了，清明的换新火成为寒食活动的收尾。

照理说，寒食节禁完火理应吃顿好的、热乎的。可是清明在外踏青，好像美食又变得不那么重要和便利了。这导致清明节除了“青团”、“鸡蛋”，几乎没有其他代表性食物。

相比活人的单调，中元节为鬼而造的活动倒是丰富有趣得多。祭先祖时不忘赏孤魂，在七月十五当夜烧散纸钱，以抚慰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清人冯家吉有诗调侃：“自是银钱魄力大，阴曹人世两心香。”此外还有放焰口、放河灯等一系列“火系”活动，与清明节的“禁火”形成鲜明对比。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生动的描写过早年东北平原中元节放河灯的习俗。她的解说倒很富人文关怀：“大概从阴间到阳间的这一条路，非常之黑，若没有灯是看不见路的。所以放河灯这件事情是件善举。可见活着的正人君子们，对着那些已死的冤魂怨鬼还没有完全忘记。”

中元节才是鬼片顶流

如是观之，就明白在众多放假节日中，只有清明节此前几乎不算个电影档期，是很合理的了。合家欢失之庄重，搞惊悚吧，又不如人家中元节氛围感强。

从绝对数量上，以中元节为题材的鬼片要比清明节多太多。张国荣和王祖贤版的《倩女幽魂》就是利用民俗创作的典范。电影中，张国荣在盂兰盆节那天的街上看到小倩，有观众不解。民俗爱好者一语破的，鬼节人家当然可以出来玩呀！

有意思的是，七月半其实是一个佛道结合的节日。道教称中元，是超度孤魂野鬼之日。佛教称盂兰盆会，以百味五果供养佛僧，用所得福报来解救七世父母在阴间的倒悬之苦。《西游记》里镇元子为了和唐僧师徒拉关系，便说：“那和尚乃金蝉子转生，西方圣老如来佛第二个徒弟。五百年前，我与他在兰盆会上相识，他曾亲手传茶，佛子敬我，故此是为故人也。”

张家辉亲自执导的《盂兰神功》，正是发生在七月半这天。张家辉饰演的宗华是戏班班主的儿子，在外闯荡失败后回到戏班。岂料在盂兰盆节前夕，戏班接连发生怪象，牵扯出一桩40年前的旧事。

真相揭露时刻，宗华选择牺牲自己去挽救父亲和戏班。但这无疑也是一种自救，他希望母亲一手种下的因，在自己的牺牲里得到谅解的果。虽然叙事纷乱无章，但也侧面烘托了盂兰盆节的孝悌之义。

吴镇宇演过一部《七月十四之信不信由你》，题材相当新锐大胆。一个gay被男友欺骗枉死，从鬼门关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报复男友。其间更化身成美女老板，和送外卖的李灿森激情舌吻。当李灿森得知对方竟是男鬼时，后悔之情溢于言表。最终吴镇宇和李灿森也并未击败男鬼，而是鬼门关要close人家掐点儿走了。

当然还有鬼后罗兰的《七月十三之龙婆》，吴大维和李嘉欣联手调查少女自杀案，发现龙婆为了给儿子续命，到处劝人自杀。虽然名为龙婆，可是罗兰的戏份并不多，反而是黄子华与白发爱人的支线喧宾夺主。片中坠楼和上吊的处理都先当简陋，外加黄子华的插科打诨，甚至让人想笑。

吴君如的《猛鬼大厦》也是七月半百鬼夜行。为了将鬼魂送回鬼门，大师帮助有孕在身的吴君如请灵童上身。欢快的《闯将令》音乐响起，吴君如化身哪吒的造型，把群鬼都看得一愣一愣的。鬼马搞怪的喜剧桥段，消解了七月半的恐怖氛围。

与《凶榜》《魔胎》《地狱无门》等70年代香港新浪潮恐怖片不同，八九十年代的“类新浪潮”恐怖片如《猛鬼大厦》《七月十四之信不信由你》等，大多是套着民俗外衣的戏谑之作。少了些恐怖，倒是更适合清明配青团消遣。

有种说法，香港恐怖片出现浓郁的喜剧化特点，是为了宽慰港人当年的不安情绪。面对无法预知的未来，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扎进这类影片中嬉笑怒骂——鬼都不怕，人何惧哉？

鬼片的新民俗浪潮

同样是民俗，近年来台湾地区的恐怖片却走向了另一个极致——民俗不但可以恐怖，而且是恐怖的大有可为。尤其是《红衣小女孩》（2015）《粽邪》（2018）《返校》（2019）等影片形成口碑效应，使恐怖片逐渐成为宝岛影人最热衷开发的类型之一。

具体来看，湾湾恐怖片的民俗具有鲜明的闽南文化底蕴。《红衣小女孩》聚焦魔神仔，在福建和湾湾的民间传说里，那是一种诱导人类在山野间迷失的鬼或精怪。片中出现过本土神祇附身人类与魔神仔谈判，但魔神仔玩弄手段毁约的情节，更显其诡异狡诈。

《粽邪》系列关联的是“送肉粽”这种传统除煞仪式，主要目的是送走轻生者的冤魂。需要法师扮演鬼王钟馗压阵，前后锣鼓开道，直至送到海边火化。一般会先通知沿路居民，半夜不可张望，一旦碰到队伍必须跟着走完全程，否则会有邪祟侵扰。

《尸忆》则是新闻里常听说现实里很难碰见的冥婚。台湾冥婚叫娶神主，通常女方的家人会准备一个信物红包，里面装着死者的头发或亲密随身物件。将红包放在路边，如果有人捡到，那人就要娶死者（硬糖君童年也经常听说这种路边纸包不要捡的都市传说）。通常女子家人会在旁边窥探，避免女生捡到。片中女鬼从前世冥婚一直到男主转世，都不肯离开，如此至死不休也真是够恐怖了。

《女鬼桥》是常见的“找替身”，普遍的识别标志是某地每年到七月半都会死相同的人数。初代鬼魂找替身，被他们找成替身的，则隔年再寻受害者。不由想起《怪谈协会》（1996）里的袁咏仪和舒淇，女鬼舒淇最终完全替代了袁咏仪的身份，抢了她的外貌、丈夫和亲朋。这个世界上，没人再认识她是谁。

这些影片不仅想象了城隍爷、虎爷、树王公、林投姐、魍魉等神灵形象，也在叙事中搭载了中煞、送煞、灵媒、附身、驱魔、破关、掷筊等民俗信息。民俗恐怖片为宝岛影人提供了一种有效形式，既能制造惊悚的视听体验，也能勾连社会问题，在亟待解疑的世俗恐怖故事中将地方民间信仰做出充分展示。《红衣小女孩》表面讲魔神仔，实际是在探讨母女亲子关系。《蓝色项圈》用一个校园恐怖故事，抨击了应试教育对人性的异化。

都说清明是个清闲的节日，没有走家串户也没吉祥话互送。居家无聊，不妨找部鬼片提提神？